从此世上无大侠，只留经典在人间！到底什么人喜欢读金庸

  从此世上无大侠，只留经典在人间！到底什么人喜欢读金庸，而金庸群侠传2攻略和穿越金庸世界都被金庸吧的粉丝怀恋。

金庸，不只是一个笔名，是我们共同的时代记忆。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……实在不敢相信，陪我们长大的他，真的离开了。

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会好奇，金庸到底跟他笔下的哪个人物比较像。是机灵圆滑的韦小宝？老实憨厚的郭靖？还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？

虽然因创作出许多豪气万丈的大侠形象而被称为“查大侠”，但是金庸却觉得这个称谓实在过誉：“如果在我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让我做，我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，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，总给人留有余地。”

倪匡曾经评价“段誉有绝顶武功，朱蛤神功好象没有怎么用过，六脉神剑要紧时用不出，斗酒时却大派用场，凌波微步要来作逃命之用，倒十分实在。”在性格上，段誉博学多才、善良固执，被爹娘取小名为“痴儿”。由此看来，段誉的这些特征倒是与金庸有些相似。

金庸本名查良镛，出生在浙江海宁，祖上是名门望族，不但善于经商，而且出了很多学识渊博的后人。

虽然在查良镛出生时家道已经有些衰落，但依然有良田三千亩。男孩子都淘气，但他不同。家里藏书多，他便整天泡在藏书堆里，读得废寝忘食。父亲怕他读出毛病，便想方设法让他出去玩。

有一次，父亲拖他出去放风筝，放着放着，一回头，查良镛不见了。

父亲急得不行：“怕被别人拐走了。”找了半天没找着，回家一看：“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。”

在读书这方面，查良镛也可算是个“痴儿”。但他虽爱书成痴却并不呆板，相反，他还颇有做生意的天赋。其实要论他真正的处女作，并不是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，而是一本叫做《给初中投考者》的试题精编，由查良镛和其他两位同学根据所考的内容自己出题编写。这本试题精编类书籍畅销几省，赚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够把他供到大学。那时他只有十五岁。

虽然成绩优异，但查良镛却不是那种“乖乖仔”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天生自由散漫、不守规矩”。

1940年，查良镛考入浙江联合高中。当时学校常办壁报，文笔极佳又爱好写作的查良镛成为了壁报的常客。有一天，壁报前面挤满了人，大家都在争相看着一篇名为《阿丽丝漫游记》的文章：

“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，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，伸毒舌，喷毒汁，还口出狂言，威吓学生：我叫你永不得超生……”

学生们看了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因为谁都知道眼镜蛇指的就是他们的训导主任，训导主任的名言就是——我叫你永不得超生。

这篇大作的作者就是查良镛。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的种种行径，“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”，便仗义执言，用笔来讨伐他。

训导主任看到文章，气得全身发抖，立马跑到校长那里哭诉：“请立即开除他。”几天后，查良镛被勒令退学了。他便转到衢州中学，念完了高中。

一个人一生中被开除过一次，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个“传奇人物”，但难就难在还被开除过两次。

查良镛在四川重庆读大学时代，念的是外交系，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但由于看不惯学校里不良的校风，他再次因大胆直言，于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开除。外交官理想因此幻灭。

命运有时说来也奇怪，查良镛虽然一生都未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，但他后来也说：“虽然没有成为一名外交官，但我并不后悔。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。外交官的规矩太多，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。”

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。1946年秋天，《大公报》刊登启事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。应聘者蜂拥而来，竟多达3000人。查良镛凭借自己的才华被千里挑一，进入上海《大公报》，正式步入了报人生涯。

1948年，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复刊，查良镛被派到香港工作，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。那时在香港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差事。跟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来比，那时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。但香港在发展，查良镛作为报人、作为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轨。

1950年，《大公报》旗下《新晚报》创刊，查良镛被调到《新晚报》，做了副刊编辑。

当时《新晚报》总编辑罗孚注意到，比武擂台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。于是灵机一动，决定邀请编辑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。小说连载后引起轰动，自此打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大门。

这部小说叫做《龙虎斗京华》，陈文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，叫“梁羽生”。

1955年2月初，梁羽生的《草莽龙蛇传》快连载完了，但他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。

罗孚便只好找到另一个武侠迷查良镛：“梁羽生顾不上了，只有你上了。”

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《书剑恩仇录》问世，反响甚至超过了梁羽生。他将名字最后一字一分为二，署名“金庸”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，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。走到哪里，都是一片说谎声。金庸忍不住了：“我必须发声。”于是，他找到昔日同学沈宝新，两人一起出资，创办了《明报》。

办《明报》要十万块，金庸自己就出了八万。他将自己写小说和稿子赚的钱全部投了进去。他每天一篇的社论，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。当时金庸一边写小说，一边写社评，小说要写八九百字，社评要写一千多字。还要随时关注国际时讯，精力消耗很大。每天一睁眼，就有两千字的稿子等着他。晚饭都不吃，要写好社评才能坐下来安心吃饭。社评写完的时候，一般也就到了报纸要发的时候。时常看到金庸在边上写，报纸排字工就站在旁边等着他。

金庸一直持续地为正义发声，也将家国天下的主题融入进小说中，于是便有了《神雕侠侣》《飞狐外传》《倚天屠龙记》……身为持续发出声音的公众人物，金庸必然会被某些势力视为眼中钉。有人放出话来：要消灭五个香港人，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。

金庸说：“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，生命受到威胁，内心不免害怕，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，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。”

最危险的一段时间，金庸听到风声，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。连载的《天龙八部》只好找倪匡代笔。一个月后，金庸回到香港。倪匡笑着对他说：“抱歉抱歉，我讨厌阿紫，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。”

但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写了政治寓言小说《笑傲江湖》，以及社会问题小说《鹿鼎记》。“为国为民，侠之大者”可谓是金庸的真实写照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舆论风气归于平静。1972年，金庸宣布封笔：“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《鹿鼎记》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。”

金庸写了十四部武侠小说，部部经典。但金庸的名气虽响彻中外，而且博古通今，历史、政治等知识信手拈来，他依然觉得自己学问不够。因此即使是在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后，金庸坚持选择作为普通学生申请就读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，那时的他已经是81岁高龄。

在剑桥读书时，金庸同普通学生一样。背着双肩包，里面放满了课本。有一段时间金庸还会骑着车上课，但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而就此作罢。

在剑桥上学，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。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、不再是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，他做的一切都“不为学位，只为学问”。

有学生想找金庸拍照，签名。金庸说：“我现在是学生，不是作家。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，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、喝茶。”

在金庸眼里，在任何时候学习都不算晚。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，自尊而不自负，骄傲而不自满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必须修炼的一部武功秘籍。

有人曾经问金庸：“人生应如何度过？”老先生答：“大闹一场，悄然离去。”人生在世，去若朝露。一个人的一生，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，前半生纵情恣意、洒脱妄为，后半生心怀敬畏，有不断向学之心。就如查大侠的人生，可敬，可叹。

------皈依佛教与生死问题

池田：适才我们谈过雅戈布列夫先生与佛教的话题。金庸先生也信奉佛教，且对佛学甚有造诣，先生皈依佛教，是缘起于什么事呢?

金庸：我之皈依佛教，并非由于接受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，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，而且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。

池田：请往下说。

金庸：1976年10月，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。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，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。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：“为什么要自杀?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?”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，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。

池田：是吗?我可是初次听到。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。我也是这样，我曾失去我的次子。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。他还年轻的时候，他的仅有一岁的女儿夭折了，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。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：“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，哭了整个晚上。”过了不久，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，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“死”的问题。

金庸：此后一年中，我阅读了无数书籍，探究“生与死”的奥秘，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《对死亡的关怀》(Man’s Concern with Death)。其中有汤恩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，这篇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，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“人之生死”的大疑问。这个疑问，当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。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，这时回忆书中要义，反复思考，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，后来我忽然领悟到(或者说是衷心希望)亡灵不灭的情况，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。

池田：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，但是，关于“生命”的问题，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，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。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解答“生死观”的问题吧!

那次会晤，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·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：“在东方，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。如果翻起这一页，下一页就会出现，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。然而在欧洲，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，由始而终。”这也就是说，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，对于“生死观”，您曾作过竭力的思考，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“一本完整的书”的生死观吧!但是，佛典浩繁，不可能一口气学完，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！

金庸：是啊!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，有数万卷之多，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，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，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；但还是勉强读下去。后来读到《杂阿含经》、《中阿含经》、《长阿含经》，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、苦苦研读，潜心思索，突然之间有了会心：“真理是在这里了。一定是这样。”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，在古文的翻译中，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，实在无法了解。

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《原始佛经》的英文译本。所谓“原始佛经”，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、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，因为是从印度南部、锡兰一带传出去的，所以也称为“南传佛经”。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“小乘”佛经。“原来如此，终于明白了”

池田：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，才可以对之进行研究。

金庸：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。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，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，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、接受，由此而产生了信仰，相信佛陀(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“觉者”)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，他将这道理(也即是“佛法”)传给世人。我经过长期的思索、查考、质疑、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，终于诚心诚意、全心全意的接受。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，我内心充满喜悦，欢喜不尽——“原来如此，终于明白了！”从痛苦到欢喜，大约是一年半时光。

池田：我希望您能原原本本地谈谈当时的心情。

金庸：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，例如《维摩诘经》、《楞严经》、《般若经》等等，疑问又产生了。这些佛经的内容与“南传佛经”是完全不同的，充满了夸张神奇、不可思议的叙述，我很难接受和信服。直至读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经过长期思考之后，终于了悟——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“妙法”，用巧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，解释佛法，使得智力较低、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。《法华经》中，佛陀用火宅、牛车、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，为了令人相信，甚至说些谎话(例如佛陀假装中毒将死)也无不可，目的都是在弘扬佛法。

池田：《法华经》富于艺术性，有“永恒”，有广阔的世界观、宇宙观，有包容森罗万象一切生命空间的广大。其中许多警句般的经文有影像般的美，简直可以说是一本庄严的“生命的摄影集”，可以一页一页翻转似的，那一瞬一瞬的画面如在眼前浮现。

金庸：我也是了解了“妙法”两字之旨，才对大乘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。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。

池田：《法华经》是“圆教”，如果从作为大乘经典最高峰的《法华经》来看的话，其他的佛经，都可谓各执真理一端的说教，一切经全部都可收纳于“圆教”的《法华经》中，宛如“百川归海”。您先学小乘佛经，后再研读大乘经典，得出的结论认为《法华经》是佛教的真髓，这确实反映出先生对于佛教的认真探索之精神。

金庸：对于我，虽然从小就听祖母诵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、《金刚经》和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后，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，进入了佛法的境界。

金庸先生曾说过： “研读这些佛经之后，我觉得看待许多事情都变得清朗，连死都不怕了，不再计较名利得失，心里坦荡荡的，无所挂碍。” 　

先生晚年惟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曾有人在报上对金庸的小说进行了刻薄的嘲讽，许多人都以为金庸会大动肝火。但恰恰相反，金庸只是向媒体发了一封特别温和的公开信：“……上天待我已经太好了，享受了这么多幸福，偶尔给人骂几句，命中该有，也不会不开心的。”

轻描淡写的泰然，当真如他小说中《九阳真经》中的几句话：“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冈。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”

他曾提到这样一个例子，到北京来看到一个朋友生活虽不富裕，但一家人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；而一位香港的朋友虽是家财万贯，却烦恼缠身，不得安逸。他说，“还是北京那个朋友过得好一些。”

在四川走访时，许多读者捧着他的书请求签名，但摆在金庸面前的，几乎都是盗版书。金庸大笔一挥就签了，说：“除了签名，其他都是假的。”如不是对佛学有深入实修实证，怎么说得出如此一般富有禅机的话语？

也许只有看到生死并且堪破了，心上才能真的安，活着才能真的稳。

如果说活着就是一种修行的话，晚年的金庸，真有了“天心月圆、华枝春满”的朗然意韵。

是的，我们忘不了他，如同忘不了心底那个波诡云谲、沧海长啸的武侠世界。他从此离开了这个刀光剑影的娑婆世界，在极乐净土的一端静默微笑，但我们依然可以接通他，那就是跟他一样去深入佛学。